任务、流程、模式,人工智能进击法律的三条路径

任务、流程、模式,人工智能进击法律的三条路径

作者:古城

人工智能这两年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法律行业也不例外,当前业内几乎是每会必谈人工智能。但受萨斯金《法律人的明天会怎样》这本书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法律人都知道法律人工智能未来的形态是什么,也知道未来一定会实现智能法律咨询、电子法院、线上纠纷解决机制等。【站在终点看起点】,法律人看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法律多少会有些不满意,觉得和自己期望的人工智能差距太大。事实也是如此,正如大刘(刘慈欣)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我们应当明白并期待:自己正处于AI种族的史前时代】。

法律人工智能也是如此,刚刚起步,需要的是【慢火细炖】,从细微方面入手,逐步推进。具体来说可以从任务、流程、模式三个层面做切入,形成人工智能技术与法律的深度融合。

我更认同凯文·凯利的观点:法律人和智能技术将会形成【协同】,智能技术通过智能法律检索、文件自动审阅、文件自动生成、智能法律咨询、案件结果预测更好地辅助法律人,帮助法律人更高效地完成特定任务。

以法律检索为例,法律检索这两年已经成为律师的一项标配技能,但现在的法律检索仍然是以关键词为核心的【搜寻式检索】。法律人先对检索任务做分析,从中提炼中关键词,而后借助检索平台检索包含这一关键词的目标信息。这类检索的效率障碍在于关键词的提炼和检索之后目标案例的整理审核。而借助智能检索技术,我们可以让系统自动对检索任务进行文义识别,识别后系统自动做检索,并向我们推送经过整理审核的检索结果,自动导出检索分析报告。在智能检索技术的辅助下,法律人仅仅需要做检索结果的审核即可。原来可能需要6个小时完成的法律检索任务,现在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完成,极大地提升了检索精准度(当前智能检索的精准度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和效率。

而当前我们看到的多数已经落地的智能法律技术也是围绕任务层面建立的,比如:

传统的业务效能提升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流程和分工,这点在一些专业律所身上表现地尤为明显。比如专注于道交纠纷的北京元甲律师事务所,他们通过对道交纠纷的梳理,形成了11个环节的流程,并匹配了理赔顾问、咨询专员、行政专员、跟案律师等做人员分工,借助流程和分工提升了对道交案件的处理效率。

但元甲这种模式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复制的,流程和分工必然会带来管理的问题,是否具备可以驾驭流程和分工的管理能力是这种模式落地的关键;其次,元甲这种流程是基于道交纠纷建立的,对其他领域并不一定适用。其他领域流程的搭建、测试、打通、优化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后是匹配流程需要人员分工,需要搭建分工对应的能力模型,形成对人员的培养机制,这是保证流程顺利运转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以人力为基础的流程和分工必然会遇到瓶颈,一旦达到瓶颈,再想依靠流程和分工提升效能的话,难度就会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实现了流程和分工的律所或者律师团队会采用【扩张】的方式来提升效益,其中包括在各地设立分所这种地域性的扩张方式,也包括内部团队进一步增加人员这种团队规模的扩张。

而智能技术对于流程的优化在于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这就好比是从人工工厂到无人工厂的发展。

还是以道交纠纷处理流程为例。道交纠纷的处理流程实际上是文档、信息、任务的流转过程,1.0阶段我们是依靠人工的方式来保证流程的运转;进入到2.0时代,便可以引入智能技术,比如文档自助流转、形成业务信息数据库、由系统自动完成标注任务。

流程自动化,一方面可以可以降低流程对人工的依赖,并借助智能技术的高效技术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缩短流程周期;另一方面,智能技术的优势在于精准化和个性化,借助智能技术我们可以形成对流程的精准把控,并针对不同的受众形成个性化的流程优化方案。

但这里需要注意一个问题,流程自动化的操作模式类似于IOS工作流神器workflow。workflow实现自动化的基础在于我们已经有了流程和分工。只有在流程、分工已经完备的基础上才能引入智能技术实现自动化改进。

模式层面是智能技术对法律行业的深彻变革。模式的变革必然会重塑原有的资源配给机制、人员结构和市场运作方式,从而形成新的法律生态。而智能技术的引入必然会引发这种模式层面的变革。

1.嵌入式法律。这点在萨斯金的著作中有所论述。以曹建峰老师在其《从律师到法律机器人,法律行业未来二十年的机遇和挑战》中的描述为例:未来可以将相关的交通法规转化为【代码】嵌入到智能汽车中。这样一旦出现饮酒、疲劳、非本人驾驶等情况,智能汽车就无法启动。这种内嵌式法律一旦大规模部署智能汽车,会降低了道交事故发生的几率,这必然会给道交法律服务带来不小的冲击。

2.智能合约。智能合约基于区块链技术可以自动签约,自动履约,避免了合同篡改和违约的出现,这是以技术【代替】法律规范的典型应用。对于纠纷的预防解决,法律只是其中一种解决方式,而且是一种高成本的解决方式,但绝对不是唯一的解决方式。类似于智能合约、网络安全系统、欺诈智能识别系统等技术更是一种纠纷预防解决的机制,而这类技术可以从根本上避免纠纷的产生,防患于未然。

3.ODR。ODR模式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聚合纠纷】,这点在淘宝互联网纠纷解决机制上表现尤为明显。淘宝在2011年已经产生了百万级的纠纷案件,这些纠纷案件如果依靠传统解决机制,无论是调解还是司法,都需要较高的时间、金钱成本,现有的司法资源也很难消化这么大量级的纠纷。

ODR模式将依靠大数据分析梳理出纠纷发生的成因,并予以分类;而后以自动化纠纷处理流程为依托,形成对纠纷的自动处理机制;以结构化案件为基础,形成同案同判的预期结果。(参见:法庭内外杂志-《淘宝互联网纠纷解决机制》)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ODR目前在国内刚刚起步,也仅仅表现在类似于淘宝、京东、头条等这类电商平台上。后续ODR的引入也将会主要是这类【纠纷聚合】的场景,因其适用的范围并不能实现全面的覆盖。

4.电子法院。电子法院的核心是以用户(当事人)为中心。一旦用户(当事人)产生诉讼需求,便可以在线完成任一环节的需求。在此需求下,诉讼制度的变革,司法政策的形成均将以用户(当事人)便捷、司法公正为主。用户(当事人)将成为司法大数据的采集者(而非法官)。

相较于传统法院,电子法院可以通过网络采集当事人信息(个人信息、财产信息、信用状况等);以持续不断的数据记录,数据分析模型形成支持【事实还原】的证据;以用户为中心的司法流程设计将依靠高度结构化的改造,为当事人大大降低进入司法通道的成本,方便法律服务的获取和启动;同时法官的裁量权在每一环节会受到裁判辅助系统的规则约束,以此规范了裁判的公正性。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电子法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统法院面临的【案多人少】的窘境,尤其是在处理大数量级纠纷方面。这点从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报道中我们可窥一二。

当然,除了这四类场景之外,我相信智能技术还有可能在其他场景上重塑法律服务,这点随着智能技术的加速进步是值得期待的。

智能技术对法律行业的影响一直是今年以来法律人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但说实话,正如在文章开头提到的,我们对智能技术有期待、有设想、有担心,但不必【太着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有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过程有快有慢。不管我们是希冀智能法律的美好未来也好,还是担心被法律智能代替也罢,都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既然如此,不如把握好现在,去主动【拥抱】智能技术,让自己和智能技术一同进化,成为新一代【法律智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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